日军的游击战，这些不仅有他的战友可以证明，我方提交的信件也可以作为证据。”

“在日本攻占马来亚期间，他还曾带领游击队对抗日军，甚至因此被日军悬赏追杀，救出被日军关押的英澳俘虏，援助他们食物与衣物。如果您方可以找到马共所提交的英澳俘虏名单或者当时日军悬赏赵奕真的通缉令，这些也可以作为证据证实他的立场。他作为一名抗日军人，被污蔑成日军共犯实在是一种莫大的侮辱，我作为他的妻子对于这样的污蔑感到寒心。”

“最后，我作为本案的证人，保证向法庭如实供给证言，如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作证，愿负法律职责。”

庭审一结束，徐谨礼又被带走，水苓未能和他多说两句话。

在为这件事奔波的过程中，她按照徐谨礼所说，将大部分贵重物品换成了钱，将资产慢慢转移到美国的账户上。

庭审一周后，英军又突然来到她所在的宅子里，以搜查为由将家中翻得乱糟糟一片，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进行掠夺，贵重物品全被带走。

水苓为了不暴露自己还有不少积蓄的事实，在徐谨礼朋友的介绍下去华中教书。

自从家中被劫掠过后，外加马来亚政治经济秩序混乱，他们的生活条件急剧下降，她只留下了那两个混血女佣，其他佣人都在被抢劫之前给了遣散金辞退。

战争中马来亚的种植园之类被捣毁，马来亚一直缺粮，英国政府掌控食物进口机制，声称粮食短缺，人们却能在黑市上看见充足的粮食，要付出相当高昂的价格才能吃到一顿饱饭。水苓家中上方米库中的米也被英军抢走，仅剩一些额外放在隐蔽处的陈米没有被看见，勉强还能吃一阵。

水苓所在的华中在战前还能有食堂，战后学校供应不起，大家都自己带饭吃，不少老师也吃不上饱饭，只能多喝浓稠的粥配上咸菜或者酱豆，一天吃一顿。

水苓在和他们交谈的过程中，听到十月底霹雳、怡保等地爆发了华人游行，要英国政府解决饥饿问题，让华人能够参与工作，却遭到了英军的直接杀戮。

后来水苓在报纸上看见华人领袖陈嘉庚对此发言，说英军此举令人震惊和愤怒，明明可以用催泪弹就能控制示威者却选择枪杀，行径过于野蛮。

学校的老师们也为此愤慨，水苓看见大家群情激愤，内心不免叹息，她懂了那时徐谨礼说的马来亚要变天是什么意思。

白人有同样的游行爆发在约克郡和康华尔，并没有发生任何流血事件，而发生在亚洲人身上则遭遇枪杀，因为英军此刻已经视亚洲人的生命如草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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