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牌照的注册主人安东尼·露其亚诺被警方传讯，“丽都”于是失去了酒牌。改成比萨饼屋后，营业额一路下滑，入不敷出，不久便被挂牌廉价出售。用瓦拉奇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形容：“没有酒牌，一文不值。”

紧接着，展望服装厂的执行老板马蒂去世，在稽核账目清理财产时发现，马蒂生前大量逃税，结果厂房机器等物均被税务局查封。“幸亏所有的税表上都没有我的名字。”瓦拉奇后来回忆说，“你们都说我们这些黑道人物是不法分子，看看不沾黑道的马蒂之辈都干了些什么！”

一下子被切断了两条最主要的财源，瓦拉奇慌不择路，冒险干起了毒枭的买卖。他从家族内其他人手里批量购进海洛因，再批发给家族外各个有组织的街头毒品贩子。替他送货的小伙子便是后来在亚特兰大联邦监狱和他睡邻床的绕夫·瓦格纳。“一位新泽西州的熟人介绍他来我这儿，说他是个好孩子，手脚勤快，我很中意他。他抽空帮我干了不少活，刷油漆什么的。他特别想倒卖毒品，所以我就给他派了跑腿的活儿。他还特想加入‘科沙·诺斯卓’，但是不行，因为他是混血儿，一半意大利，一半日耳曼。”

瓦拉奇太专心致志于发展自己的生意，以至于连维克多·靳诺万斯的被捕和判刑都没有注意到。他听到这个消息是因为有人给他传达指示，要家族成员们寻找并做掉一位可能为公诉方出庭的证人。这位名叫那森·堪德罗普的证人得到了警方的严密保护，并在法庭上成功地指控了维克多·靳诺万斯的“策划贩毒阴谋罪”。1965年，那森主动要求离开警方的保护地点，不久便不明不白地死在了一家酒吧里。

1959年5月的一个晚上，我刚好在家。8点左右，约翰·福尔曼的老婆打来电话，她用暗语对我说，他们家被毒品局查抄了。约翰·福尔曼是一个黑人团伙的头儿，我的下家。后来我才知道，约翰的儿子稀里糊涂地卖了磅货给一个毒品局的便衣。

我抓了几件衣服什么的，开车躲进了布郎克斯一个情fu的公寓里。我前脚刚走，毒品局的人后脚就到了。

瓦拉奇从此四处流亡东躲西藏，最后落脚在纽约州乡间的辛普森维尔。“11月中旬的一天，替我打点自动电唱机的小伙子沙利说，绕夫·瓦格纳到处找我。我给了沙利一个公用电话亭的号码，让绕夫星期五晚上11点打过来。”“星期五晚上，我正在等电话，黑暗中突然蹿出几个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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