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问题不能被掩盖和抹杀时，而且一旦阿拉伯国家对我们

现实纲领的支持明朗化时，问题就变了。于是，美国人和欧洲人懂得，为了

帮助我们，帮助他们自己，他们必须干点什么，但是，他们自己问自己：‘我

们最怕的是谁——阿拉伯人，还是正在变成傲慢的、霸道的、新法西斯国家

的这个以色列？谁会使我们的日子更难过——犹太复国主义分子还是阿拉伯

人？’

“当这个问题这样被提出来时，它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因为事实是，

或以犹太复国主义者为敌，或以阿拉伯人为敌，西方都不能承受。因此，问

题变成‘是的，但是以谁为敌会使我们的负担小一些呢？按照我曾经讲述的

理由，美国人确定，为了他们自己和欧洲人，他们在权衡之后，害怕以色列

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势力甚于阿拉伯人。当然，美国人和欧洲人——我说的

是政府——不会承认他们害怕以色列，并且不会承认他们结果会听从以色列

来指挥他们的外交政策。因此，在以色列的帮助下，他们萌生了一个聪明的

办法，那就是指责我们。实际上，美国人说的是：‘当然，我们准备好要对

以色列施加必要的压力，但是，不能要求我们理所当然地这样去做，除非巴

勒斯坦解放组织承认以色列。所以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指责美国出于害怕而拒

绝进行必要的努力以迫使以色列同我们达成和解。但是，实际上，自1974

年以来，我们没有再加以谴责。’

“这一年十分重要，作为领导，我们承诺同以色列进行和解。作为领导

人，我们已经在说服我们的人民，我们不得不同那些夺走我们国土和家园的

人和解。这是真的，我们不能公开宣布我们的真实意图，但是在政治上，特

别在和平和战争、生与死的政治问题上，这类行动从来不能公开进行。因此

我们利用秘密渠道，把我们的真正立场诉诸世界，这样做是正常的。在那种

境况下，不可能过多地强调赛义德·哈马米的工作的重要性。如果伊扎克·拉

宾的以色列政府对我们通过哈马米发出的信号曾经作出反应，那么在很短的

几年之内我们也就能够取得公正的和平。我们从以色列方面希望的是什么

呢？我愿告诉你。

“在1974　年，我们希望以色列能够说出以下的话或者类似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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