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勃兰特，那时我是巴勒斯坦

学生联合会主席，而他任西柏林市市长。他却在最后一刻决定取消会见，理

由是他不愿给以色列人以机会，指

责他为“纳粹”和“反犹太人”。我从我自己亲身的经历中感到，许多

德国人对这种道德讹诈感到厌恶，他们认为这是以色列人在向他们敲诈。

“正是由于莫萨德在欧洲的工作成果，使得以色列军事当局在我们准备

军事行动时，就已掌握了每一个人的档案材料。他们知道我们的姓名、地址。

他们也拥有我们的照片。我必须说的是，以色列情报人员是非常仔细的。我

们后来知道，在每个人的卷宗里都有两张照片。一张是照片原件的复制件，

这就是说，这张照片是我们进入欧洲各高等学校时的相貌。另一张相片相同，

但却在每个人头上画了一幅阿拉伯头巾。系上这幅头巾，人们可以很容易地

把自己变成另一付模样。以色列人显然料到我们将这样做。一旦以色列人掌

握所有这些有关代们的情况，对他们来说，在我们开始行动时追捕我们已不

是什么难事。”哈尼停顿了一下补充说道：“我们学生战士中接近90％的人

遭到杀害或逮捕。”

以色列人也强迫一些被囚禁的法塔赫成员，辨认从而出卖他们的同事。

据哈尼和其他参加1967　年最后四个月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斗争的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