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宿舍，条件还稍微好一点，男生只能住在学校临时从中央警官学校租借的陆军的三座第四十九标营房里，营房里的条件十分艰苦，我听班里的男同学们说，营房是两层木结构建筑，早已破败不堪。二楼因为光线较为明亮，同学们可以打地铺，睡在草席上，但一到下雨天就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被子上如果不盖上一块油布，第二天保证湿得透透的，还有的同学直接在枕头上支起雨伞，才能一夜“高枕无忧”，睡到天亮。一楼虽然漏雨的问题不明显，但光线十分暗淡，房间特别潮湿，同学们只能睡在逼仄的双层木床上，在宿舍里学习是不可能的。

在穿衣上，大部分的同学都是几经周折才到的学校，甚至有一些同学是逃难过来的，许多人根本没有冬衣，还好学校发了夹克、帽子和大衣，在夜里还能御寒。在吃饭上，同学们经历了从“皇帝”到“乞丐”的变化，刚到长沙的时候，许多同学的路费都没光，三不五时地下馆子，一日三餐自不必说，连九如斋的果脯和酒酿蛋宵夜这些零嘴也都不在话下。可时间长了，兜里的钱光了，就只能整日啃红薯充饥了。

大轰炸之后，cs市民伤亡甚众，临大校舍幸而没有受损，除了少数当时在小吴门车站附近的师生受伤，大家都平安无事。但谁又能对轰炸的惨状熟视无睹呢？每个人都愤慨不已，同学们每天都在报纸上看前线战报，可看到的却都是令人泄气的坏消息：我们眼看着上海沦陷之后，吴县、常熟以及沿海各县市相继沦陷，再加上不少教授交通受阻，来不及南下，导致学校的师资力量严重匮乏，一些课程因为没有老师无法开课，整个学校都人心浮动，许多人都忧心忡忡，无心学习了。

老师们为了满足大家的求知欲，纾解大家对时局的焦虑，不时邀请社会上各界名流来校演讲，每次演讲大家都特别踊跃参加，早早地就去占前排的位置。之前的每次演讲我都去听了，收获很大。hun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给我们讲抗战的形势，《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讲了战后形势的发展预测，国民党将领陈诚和白崇禧也来讲过战略和士气的问题。但同学们最欢迎的还是徐特立先生，他是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负责人。他先后到圣经学校来过三次，给大家介绍延安的八路军情况，动员同学们一起参加抗战，他的演讲慷慨激昂，笑容也特别有感染力，许多同学们在他的号召下都蠢蠢欲动了，想去延安参加抗战。相信如果你在现场，也一定会被同学们的抗战热情感染的！

你上次信中的写的“人而不学，其犹正墙面而立”这句话，我一直都记在心里，我知道学生的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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